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被称为“知识的者”。出生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逝世于法国法兰西岛,享年77岁。

鲍德里亚于1929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

在高中阶段后,他与父母决裂,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分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

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

1981年,有位朋友送他一台日本制造的傻瓜机,他才开始拍照。在一次他的著作出版庆祝活动中,为了营造气氛,主办方展出了一些他的摄影照片,没想到大受欢迎。接着,他的摄影作品应邀参加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巴西、日本等国的展览,以及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1995年,又获德国“ZKM与西门子媒体艺术奖”。

鲍德里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随之,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和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1970年,41岁的鲍德里亚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消费社会》。在这本书中,他不同于其他学者以“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提法,而是从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将当时的社会形态定义为“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鲜明地指出消费社会就是一种利用“消费”进行“社会驯化”的社会。消费社会意味着一种新型生产力的出现,此时消费正在取代生产,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最终构成了一种“消费力”,而与消费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下的垄断性调解相适应的特定社会构成了消费社会模式。

他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将消费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的做法,将消费作为一种批判的视角。在消费社会中,对物的需求发生了错位,购买符号成为一种为达到构建身份差异欲望的工具,以此建立起社会分层。

在文化工业理论中,产品实际上都是“同一性”的,而产品之间的差异仅仅起到区别消费者地位的作用。人的“物化”就是文化工业极力为垄断资本主义掩饰的真相,这其中蕴藏着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意识形态,而这也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物的不同来体现。

消费者通过消费象征“奢侈品”的符号,实际上只不过想要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炫耀性消费的逻辑表明,消费者消费的已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其背后的符号价值。消费社会中,消费者通过消费不同的符号来达到人群分类的目的,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始从“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异化了“符号拜物教”的深渊之中。

文化工业在生产消费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开始就抹杀了消费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以此来确保消费者行为能够始终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样消费便不再只是生产的一个环扣,而是独立出来成为了社会运作机制,带有某种隐形意识形态的消费完成了同生产的平起平坐。

鲍德里亚认为全新的消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生产,在消费社会理论中,物的符号性在消费社会中凸显并且具有压倒其功能性的趋势。此时“生产”是符号的生产,“消费”是符号的消费,而符号的生产需要在消费中才能得到实现,同时意义的消费过程往往伴随着符号的生产。因此,伴随着物的符号化,鲍德里亚认为生产与消费是统一的,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

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急剧膨胀,西方社会和文化从总体上进入后现代时期。拟像这一术语从根本上颠覆并重新定义了人们传统的 “真实”观念,深刻把握了当代文化精确复制、逼真模拟客观真实并进行大批量生产的高技术特征,并由此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

鲍德里亚创建 “拟像理论”的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提出了 “拟像三序列”的说法。他认为,拟像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 “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仿真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导模式。

第一序列的拟像遵循“自然价值规律”。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的仿制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方式来完成,从一幅画临摹成另一幅画,这是并不破坏自然规律的模仿,这种 “仿造”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 “赝品”。那个时代的形象的复制只能如此。任何被复制的客体都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原件的仿造品,与这种复制的形式相对应的观点是,在假象和现实之间,在客体和它们的能指之间存在着可觉察的差异。

第二序列的拟像遵循 “市场价值规律”。工业革命之后,艺术形象的复制可以采用机械制造的方式,比如古典主义的名画可以通过印刷术来翻制,这也是本雅明所说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市场规律在其中起调控作用。

在这里,鲍德里亚遵循本雅明的观点,将机械复制的技术看作这个新的生产时代的一种媒介、形式和原则。这种原则转变了产品的地位。产品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原件的复制品,而是被看成由更多相同客体构成的系列中的等同成分。

这种客体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件同仿造品之间的关系,而是等同物之间的关系。本雅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破坏了艺术品的 “韵味”,在电影和摄影时代,谈论原版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可以不断地被复制。

第三序列的拟像遵循的则是 “结构价值规律”。仿真是拟像当前的秩序,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这是由0和1的二进制系统所决定的。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电脑读取的数字代码,数字代码将所有现实都转换成0和1之间的一种二元对立。

在仿真阶段,客体并不仅仅是通过机械复制技术被复制,它们本来就因为其可复制性被生产出来,新的媒介技术不是在复制真品,而是生产真品。“仿真”与 “模仿”相对,指的是一种不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又极度真实的符号生产和行为过程,而拟像则是其物化成果,指的是“仿真”行为所产生的那些极度真实但没有本源、没有所指、没有根基的幻像。

在《邪恶的透明性》一书中,鲍德里亚说第四个拟像体系出现了。与先前价值的自然阶段、价值的市场阶段和价值的结构阶段不同,这是一个新的价值阶段,即 “价值的碎形阶段”。这个体系具有类似细胞分裂那样的性质,可以以病毒、冥或 “癌细胞转移”那样的速度发展。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认为,象征交换在人类社会当中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具有支配作用。但是这种社会规范在如今的社会生存场境中已经快被遗忘,因为对现今的社会来说,象征交换就意味着死亡。

鲍德里亚认为,在如今的社会当中,不管是什么领域范围内所产生的冲突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解决。在这本著作中,鲍德里亚虽然对象征交换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但是对于象征交换的概念,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

象征交换理论直接来源于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莫斯认为,那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享用和回赠的权利都有一些与其相对应的接受这些馈赠的行为存在。在古时候的社会中,人们一直遵守着馈赠和接受回赠这一规则来稳定社会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象征交换才被打破。

但是这种非等价性事物交换的形式,或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种符号化的交换形式,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依然广泛存在,这就是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理论的内涵。象征交换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象征交换具有一种非现实的特性。从词源上来看,“symbol”在英文中就有符号和记号的意思。而象征这一概念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不是实物之间的交换,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和交换的行为,具有“非等价性”且带有“符号性”。

其次,互惠性也是象征交换的一种特性。鲍德里亚认为,在象征交换中,不是单方面收益或获利,而是相互的或者说是双方之间的受益。鲍德里亚认为,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甚至是如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的消费社会,象征交换的规则都是适用的,而且这一规则是必须要被人们所遵守的。

最后,普遍性和绝对性也是象征交换的特性。鲍德里亚认为,象征交换在人类社会中的劳动、资本、科学技术以及传媒等各个角落都发挥着很重要的功能,因此象征交换是“不可避免”的,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

鲍德里亚是一个剑走偏锋式的人物,同时也是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学者之一。他以俯视的视角对处于后现代化的当代人类社会进行着深层次的本质性探索,同时也试图对人的本质进行把握。鲍德里亚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对于消费社会的分析解释,不仅对我们研究西方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后现代社会研究的发展和前进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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