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鲍德里亚的“拟像论”以超越工具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视角刻画出了作为“拟像空间”的媒介化世界图景,彰显了拟像世界建构秩序背后的媒介本体性意涵。“拟像”论中所蕴含的媒体本体视角构成了对“拟像”历史释义的再书写和对“后现代”概念的再诠释。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拟像”空间生产实践背景下,重拾“拟像空间”生产的媒介本体视角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媒介在“拟像空间”生产中的角色,更深入地剖析数字化的“拟像世界”及其运行逻辑。

“拟像”一词包括两个层面的字面释义:一是事物的影像,二是具有欺骗性的代替物。(Dorling Kindersley, Oxford,1999:773)从表意文字之于历史人物的指涉到仿品之于原品的替代,凡此种种以既存事物为蓝本而生成的幻影式产物均属“拟像”的生产。(Hassan,Sutherland,2017:19)在《拟像与拟真》、《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象征交换与死亡》等著作中,鲍德里亚将“拟像”视为“编码要素规则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像”(鲍德里亚,2014:112),认为媒介以惊人的力量和效率生产“拟像”,全面替代了现实、建构着人们认知中的真实观念,是对现实的混淆和倒置,推动了“后现代社会”的形成。(Baudrilllard,1994)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拟像”所对应的“空间”生产也由此而浮出水面:任何声称真实的社会存在,若不能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就是一种奇怪的存在、一种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现象。(Lefebvre,1992:53)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产品,源于以自然空间为原材料的生产及其内部的再生产。由此看来,“拟像”的生成即是一种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实践,“拟像”事实上成为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批判思想的重要工具。然而,在这一“后现代社会”空间生产实践中媒介到底承担着何种角色?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对媒介的角色定位,并分别衍生出两种解读鲍德里亚拟像论的路径。

其一是作为符号生产机器的媒介和理解“拟像空间”的符号学路径。鲍德里亚将符号作为“拟像空间”生产的基本原料,认为后现代社会下现实意义的消退“来源于对符号价值的激进否定,来源于对符号每一个指涉的颠覆和死亡宣判”。(Baudrilllard,1994:6)在这里,符号的基本价值在于对客观实在的指涉,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是经由媒介而进行的。当媒介通过流水线生产方式不断地将一切现实事物转化为符号时,现实也就随之被抽空、消解进而为“拟像”所替代,符号的价值也随之而被颠覆:由反映现实转向遮蔽现实、再造现实。在这一进程中,媒介作为一台“大量生产影像、符号和代码的机器”,“构成了超现实的独立领域”。(凯尔纳,1999:68)从符号学的意义而言,这一符号价值的颠覆过程意味着符号之能指对所指的偏移和游离。在拟像的世界里,语言根本就没有所指,它生产了线)符号的大量流通使真实事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荡然无存。因而,一些研究者将拟像视为一种“符号的能指游戏”:拟像在这一游戏中取代了真实的地位。一切真实和虚假、事物本体与意象的划分均失去了意义。(赖新芳,2011)

其二是作为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媒介。在结构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下,媒介的“拟像生产”从属于后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其重心不再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操纵,而是对身体、欲望的控制,即通过符号、视觉图像等对身体深处的冲动、欲望的殖民。(潘可礼,2015)而“拟像空间”的营造则是这种生产关系对人们进行规训、控制的表征。由此,媒介的“拟像”生产既开启了社会通向后现代的通道,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凯尔纳,1999:153),又是后现代社会运行秩序的整体缩影:资本逻辑预设社会的模型,媒介依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观念设定“拟像”的生产框架,并以图层、影像等烙印于人们的认知,以类似于核心元件的角色功能从事着后现代社会秩序的塑造。在这里,后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实际上将媒介置于“大众传播”的框架之中:媒介一方面通过社会场景的拼贴源源不断地向人们灌输消费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掩盖这种整合和统治的暴力性关系,进而营造一种理想的民主神话。由此,对这种作为传声筒的媒介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国家统治的社会强制性暴力。(张劲松,2010)

上述两种思维模式分别沿着符号分析和社会批判的研究路径,对“拟像空间”之生产背后的媒介做出了界定,并共同塑造了一幅“拟像空间”的图景:当人们置身于作为媒介物的“拟像世界”中时,其认知中的客观实在已然为媒介在特定编码原则下大量生产出的“赝像”式的社会事件、历史、文化所替代,它们拼贴组合成了一个立体的、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全新空间。同时,这两种路径在对媒介的审视中体亦现出了一定的共性:即媒介的工具属性——无论是基于特定编码原则产出图像、影像等符号产品的生产器械抑或是社会系统的组成元件,媒介被赋予的是一种中性的渠道或载体的角色,并由此被具象化为在社会结构性因素指挥棒下从事内容生产的媒体和文化机构。诚然,符号的生产及其意义的建构是阐释“拟像空间”生产中的媒介之应有之义。然而,鲍德里亚本人对媒介的思考并不止于此,他在《拟像与拟真》中指出,“不再有纯粹字面意义上的‘媒介’了——它现在变得不可触、不定型、分解在真实之中,而且,没有人能保证媒介能够被真实所更改。”(Baudrilllard,1994:79)由此可见,鲍德里亚“拟像论”中的媒介并不能为广播、电视等媒介形态或特定的媒介机构所简单置换;符号生产和观念灌输亦非“拟像空间”的完整图景。要更为深入地揭示媒介在“拟像空间”生产中承担着何种角色、这种角色又意味着什么,需要一种非工具化的媒介视角。这一视角并不是要颠覆符号学和社会批判路径,而是将“拟像空间”的内涵和意义延伸到媒介文本的解读之外,开辟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将媒介在“拟像空间”生产实践中的角色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对鲍德里亚笔下的“拟像论”进行再思考,从符号学、社会批判之外对“拟像空间”的内涵进行延伸性解读,而传播研究的媒介转向使这一解读成为可能。在传播研究的媒介转向中,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媒介技术思想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为思想源流、以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为集大成者的媒介本体论主张开启了一种非工具性的、以人与媒介共在为视野的理解媒介的路径。这一路径将研究重心从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中抽离出来,聚焦于媒介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审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与实践。在这种理论视野下,媒介不必依附于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和以自身之存在为自身立法的本体性。其意涵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二是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视角对世界本质的再思考。海德格尔批判亚里士多德将事物的质料和形式作为本体论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事物的相互关系,而作为这些关系建构者的媒介则不可避免地被形而上学的世界所遮蔽。(基特勒,2010)对媒介之本体性的承认意味着媒介并非为人所宰制的工具,人与媒介处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在关系中。在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世界不再根据人们的实践活动被划分为自然界和社会两个领域,而是统属于媒介的形塑之下,人们生活在媒介建构的世界图景中却并不自知。基特勒等媒介本体论者由此刻画了以媒介为中心的世界本质:技术媒介好似一幅“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般的超真实幻象,而人类只是打开了幻象的魔盒,最终迷失于幻象之中。”(郭小安、赵海明,2021)

三是对技术媒介决定性力量的强调,这种力量体现为对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塑造并表现为一种空间生产权力。在“空间生产”的思想中,列斐伏尔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区分了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前者指向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是“从空间中被分割出的碎片,对这些碎片的描述(对空间中存在的事物所进行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些碎片。”(列斐伏尔,2008:18-19)后者指涉的是支配这些生产实践活动的权力机制,它要表明的是,空间是被生产出的产物:“人们并不把空间看成先验性材料,而是在空间中看到了社会的展开”。(列斐伏尔,2008:39)承认媒介之本体性意味着将技术媒介的力量视为支配这一权力机制的根本要素。基特勒以计算机的程序设计为喻,揭示了媒介的整合性权力。他将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运行划分为真实模式(realmode)和保护模式(protectedmode)两种主要机制,前者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生产理想化的幻象,而后者则通过对编码规则的控制将他们排除在系统的核心权限之外。(Kittler,2014:212)选择自由表象之下的媒介统治构成了社会内在的权力机制“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掩盖的是权力和暴力”(Lefebvre,1984:147),人的主体性遭受着技术媒介的侵蚀和消解。

综上所述,以媒介为中心的理论视野在指向媒介之本体性的同时勾勒出了一幅人的主体性为媒介所不断遮蔽、消解的图景。这一判断恰恰契合了鲍德里亚“拟像论”中的一个重要指向:媒介生产出的“拟像空间”逐渐遮蔽、取代了现实社会并根植于人对真实的认知。在这一潜移默化的进程中,真实的意义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意义不断被消解。由此可见,鲍德里亚“拟像论”自身即是对人何以丧失主体性并为媒介所主导的回答。进而言之,作为非工具物的媒介本体视角不仅在“拟像空间”的建构中有着清晰可见的轮廓,而且在鲍德里亚的社会批判思想体系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鲍德里亚“拟像论”在以下三个方面映合着媒介本体性的意涵。

首先,鲍德里亚的“拟像论”将媒介视为“拟像空间”中基础设施般的存在,所谓“作为媒介的媒介”在其间得到了空前的凸显。彼得斯曾以富有诗意的笔触形容媒介之本体性:“如果没有船,大海将只是一个‘物自体’而无法出现于人类认识的地平线)在鲍德里亚的“拟像空间”中,这种衔接式的意义被上升为一种全方位的渗透和嵌入。当鲍德里亚以“不可触”、“不定型”形容媒介的渗入性力量时,他笔下的媒介已经不再彰显为具体的媒介形态,而是与“拟像空间”相互渗透、浑然一体。在《拟像与拟真》中,鲍德里亚将“拟像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的关系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反映深度现实——遮蔽现实并使之去本质化——形成独立于客观实在之外的新现实——不再与任何现实发生任何关联的纯粹“拟像”。(Baudrilllard,1994:6)这一进程实际上也是媒介从渗入、覆盖到主导人的感知的过程。尤为重要的是,在关注媒介的社会渗透的同时,鲍德里亚还对这一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嬗变给予关切:他们丧失了社会性而仅具有统计性,成为“原子化的、核子化的、分子化的大众”(Baudrilllard,2007:51),最终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而沦为媒介的附庸。这意味着人不断将原属于自身的主体性让渡于媒介。当人最终沉浸在“拟像”世界并失去了对现实的自主把握时,就陷入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谓“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的主体性陷阱之中。(尼采,2004)

其次,作为后现代世界的写照,鲍德里亚的“拟像空间”以媒介为维度回答了人的主体性之消灭何以成立的命题,具有强烈的后人类隐喻。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将“拟像空间”的生产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应着它的三种生成逻辑:一是自然价值规律主导下的“仿造”;二是市场价值规律主导下的“生产”;三是遵循“结构价值规律”的“拟真”。(Baudrilllard,1993:50)这一演进过程表明媒介对于世界的宰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它同时呈现了媒介形成覆盖人类世界的主导性力量之前所经历的两次飞跃:一是媒介“复制”的产生。其意义不仅在于“拟像”抹平了与原作间的差异,更在于媒介使社会主要生产秩序由个体的、基于人类创作的秩序成为技术的、基于机械复制的秩序。二是媒介对现实的“再造”。在一个不以客观实在为依据却又极度真实的“拟像空间”背后,是媒介所创造出的符号体系,也是一种新的生产秩序:“每个符号被分割成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它们相互指认,但却‘分别’固守着自己的位置:符号被任意隔离,而每一个符号都通过被称之为语言的符码而与其他符号‘沟通’着”(鲍德里亚,2009:179),媒介在新的生产秩序之下不再再现真实,而是生产真实。这种从仿造、生产再到拟真的演化映射着媒介、人与社会关系的嬗变:一方面,人们的实践活动推动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促成社会的更迭发展;另一方面,媒介通过重塑社会秩序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

这一空间生产逻辑的三序列为鲍德里亚论述人们何以被内化为“拟像空间”中的原子进而沦为媒介的附庸提供了一个注脚。不仅如此,它摒弃了媒介与人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孤立、静止的视角,以线性的叙事结构揭示了媒介逐步侵蚀人的主体性,最终使之完全被遮蔽的历史进程,进而自然地呈现了一个后人类主义的“拟像空间”图景:媒介或技术的发展结果“不仅可能会导致与系统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组织原则也完全不同。”(赵元蔚、鞠慧冰,2014:159)当媒介具有创造而不是再现现实的力量时,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以一种相反的情形成为现实:人作为媒介创造的“拟像空间”的延伸而存在着。媒介支配下的后人类主义图景反照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悖反性”,即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抹除”的过程。而当人完全失去其“深度”时,即是福柯笔下的“人之死”——“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地上的一张脸。”(福柯,2001:506)

第三,鲍德里亚通过对“拟像”世界之时空秩序的阐释,使媒介力量对世界的形塑得到了具象化呈现。一方面,媒介消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阻隔和差异。在此,媒介不啻于表现世界,而且通过各种场景的拼贴和组合,使人们置身于“理想化的世界”中,它以人们的“选择自由”为合法性外衣掩盖了这种空间权力的宰制性实质,进而消解了人们认识和反抗被整合、统治的境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力量使得“拟像空间”成为一个纯粹的空间而消解了因果、先后等一切时间性逻辑。伴随着“拟像空间”的生产,时间的概念处在完全意义上的坍缩状态。“它(媒介)通过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鲍德里亚,2014:112),“电视广播传媒提供的、被无意识地深深解码了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实质本身联系着的、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Baudrilllard,1993:75)在媒介的“拟像空间”中无所谓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一切具有时间厚度的事物都在媒介强制性的抽象化力量面前被一视同仁地转化为符码和模型。媒介向置身于“拟像空间”的人们允诺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亦促逼他们放弃现实社会互动的时间逻辑和线性的因果顺序,而自觉地遵循“一切向当下靠拢”的媒介霸权。

从作为“拟像空间”基础设施的媒介到“拟像空间”生产实践中的后人类因素再到技术媒介之决定性力量对时空秩序的形塑,当媒介不再囿于符号学意义上的转译机器和社会批判视野下的结构性因素时,“拟像空间”亦从符号和意义的流动游走、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建构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对媒介、人、社会/世界之关系进行再审视和再思考。由此,媒介之本体性为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鲍德里亚“拟像论”中的媒介意涵、发掘其宏大的社会批判之外的理论意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拟像论”及其中所涵盖的“拟像空间”之生成与运作是窥见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之反思和批判思想的一个窗口。他对人的主体性之遮蔽、消灭所寄予的强烈忧思在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争议。一方面,在阐释“拟像空间”的生产实践时,他多以激烈的笔锋和文学性的语言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思辨表达批判,正如他本人对自己的界定:“我既非哲学家亦非社会学家,我没有遵循学院生涯轨迹,也没有遵循体制步骤。”(鲍德里亚,2019:8)另一方面,在鲍德里亚笔下具有批判性色彩的“拟像空间”中,鲜有对阶级、生产关系和生产劳动等传统社会批判路径中固有要素的分析。因此,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者不约而同地指责鲍德里亚“以所谓拟真和代码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线)由此,“拟像”被指称为一种在批判力度上过度而在严谨程度上失当的宏大社会批判,鲍德里亚的忧思难免流于打发时光的怪论。然而,当我们以媒介本体性为视角审视鲍德里亚“拟像论”、透视“拟像空间”之运行逻辑时,就会发现它具有的重要意义和理论贡献。

媒介对“拟像空间”的生产实践是鲍德里亚为“真实”的退场和人的主体性消退所谱写的一曲“挽歌”:符码和模型对客观实在实施着永无止境的抽象化转化,所谓的“真实世界”或“社会现实”无不囊括于媒介的“拟像空间”中,媒介以其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绝对力量压制、弱化并消解人的意义,将人整合为“大众”中的原子,最终带来“社会的终结”。这一强烈的后人类主义隐喻不仅对“媒介表征现实”、“媒介再现现实”的工具性论调形成了巨大冲击,还改写了“拟像”概念在哲学和社会中的固有脚本,使它从一种与“真实”相对的赝像转变为对当代世界的指涉:在媒介的本体性意涵之下,人与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在“拟像空间”的生产实践中被一同生产和生成。因而,“拟像”并非现实世界的对立面,它即是世界本身。

鲍德里亚在何种意义上改写了“拟像”在哲学中的脚本?我们可以从“拟像”的早期释义中一窥究竟。在古希腊哲学中,“拟像”的希腊文词源是“eidolon”一词,它被用来指代物的形象和对某物进行的表征。由此,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即产生了表征与被表征的关系。柏拉图基于对世界表征关系的思考,提出了理念—摹本—拟像的等级秩序。其中,理念作为世界的本原是“永恒纯粹的真实”;现实中固有的事物则是理念世界的一种摹本,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当这种摹本以“拟像”的形态被再造出来时,由于距理念世界更远,它仅是最低等级的分有和模仿。因此,“拟像”被柏拉图置于真实的对立面,它“既不可能拥有真知,也不可能拥有正确的意见。”(柏拉图,2003:623)此种态度在西方哲学宗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圣像毁坏运动等历史事件中被付诸实践,以至于尼采将建立在柏拉图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史视为柏拉图主义的神话史,“一个‘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的历史。”(尼采,2009:29)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拟像”不仅不具有真知,而且作为“赝像”遮蔽了人们对“真实”的认识。在这一观念中,欺骗性和非真实性的意涵被刻入“拟像”的释义之中。当媒介物不具有实在性而被视为“虚假倒影”的书写时,媒介在本质上已经失去了表征的资质和力量,因此,这一传统的“拟像观”实际上是对媒介之本体性存在的拒斥和否认。而鲍德里亚“拟像空间”生产实践中媒介本体性的显现则颠覆了“拟像”的传统释义。当人们置身于“拟像空间”中时,他们眼中的世界已然是“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鲍德里亚,2014:115)这一编码规则指向客观实在向符码、模型进行抽象化转换的内在逻辑,它意味着一种“创造”世界而非“表征”世界的权力。因而,媒介所从事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的生产而非社会现实的表征,是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生产而非空间内部物质资料的生产。这种“空间权力”意味着作为媒介物的“拟像”得以从与纯粹“真实”或客观实在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具有了自身的实在性。当“拟像”成为人们认知中的“真实”甚至超越“真实”时,“拟像”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差异性被彻底消解,人们进入了一个媒介统合一切事物的媒介化世界中。

“后现代”既是鲍德里亚社会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社会批判谱系中的关键一环。虽然“后现代”这一概念受到广泛认同,但是它并非一个完全以生产力或意识形态作为刻度而描绘的社会形态,亦非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阶段。“后现代”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已经发展‘过度’的现代性。”(夏莹,2017)然而,对于“现代性”如何偏离人们预想的轨道,又如何发展过度而形成对人主体性的反噬等关键性问题,鲍德里亚本人乃至“后现代”社会思想未能给出一个统一的、具有较强阐释力的解读,以至于“后现代”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正如鲍德里亚本人所言,“这(后现代社会)甚至不是一个概念……由于无法准确地表述这种状态,人们便选用了一个空洞的术语来说明。因而,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并不存在。”(Gene,1993:21-22)然而,对媒介本体性的发掘则为对“后现代”的系统性诠释提供了可能:媒介对“拟像空间”的生产实践指向一种“拟真”统御的现代性,一种媒介化的世界图景。

“拟真”是“拟像空间”生产实践臻于完备所形成的一幅世界图景:“在拟像法则的运作下符号的自我指涉可以再造出一个世界。”(张劲松,2010)符号的自我指涉意味着符号无需依赖被指涉物的意义来显现它的价值,“符号可以取代意义”。(Baudrilllard,1994:5)所有指涉物意义的消灭即标志着社会的客观实在已然不复存在,所谓纯粹的真实已然死亡。媒介作为符号抽象化逻辑的控制者,成为了掌握世界生成权力的“上帝”。“真实已死”的媒介化世界图景具有本体性意义:它不必依附于表征规则的制约,而是具有独立价值和自律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现代”提供了一个具有媒介意义的注脚:媒介不再充当世界的表征机器,而是制造出一个没有真实与虚假、虚拟与现实之分的媒介世界并取而代之——“在与表征相对立的意义上,这就是拟真。”(Baudrilllard,1994:6)因此,从媒介的视角看,现代性的形成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拟像空间”中迭起的信息洪流及其中地理区隔的消除仿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越发清晰、真实的世界图景,而“后现代”则是一面“媒介之镜”,映射出现代化进程之背面“真实已死”、“媒介永生”的实质。

当“后现代”被置于媒介本体性的视野下时,其意义不在于将后现代社会妖魔化为一种利维坦式存在,而是警示人们需要认识到世界的媒介化实质,并对人与媒介的关系加以再思考。媒介不是空间内部物质生产的一个环节或实体组成部分,而是空间生产的组织者和发起者,是空间得以产生和运作的先验性基础。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如果我们把世界作为我们的发现之物,那么它就不会再拥有历史,充其量只有命运。”(鲍德里亚、帕蒂,2021:35)若否认技术媒介的渗透和嵌入,难免陷入将事物的形式和内容作为分析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窠臼,后现代社会中种种极端性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则会随之而隐匿在“拟像空间”的符码和模型背后,使得对“后现代”的批判成为一种空洞的观念。若忽视或否认媒介的自主性,就无法真正把握“拟像空间”从生成到运作的内在逻辑:并非“后现代”决定媒介的存在方式,而是媒介为“后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立法。就媒介本体性的意义而言,“后现代”所指向的正是建立在媒介运用符号将现实“抽象化”基础之上的“媒介化世界”。

综上所述,媒介本体性的视野使我们得以透过“拟像空间”生产实践发掘鲍德里亚激进言语中的思想意义:“拟像”不再被置于所谓“真实”的对立面或囿于“现实的虚假倒影”这一传统释义中;“后现代”这一难以囊括于社会批判之传统范式的概念亦从世界生成的角度得到诠释,成为指向媒介化世界的象征性符号。这种“再书写”使“拟像”和“后现代”成为理解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如何为媒介所建构、支配的一条路径。由此,人们得以认识到自身的能动意志处于被不断遮蔽和侵蚀的不可逆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存在状态终将在媒介化世界中走向沉沦。这一进程亦烙印于“拟像”作为空间生产的基因中,当“拟像化”呈现为一种依托于媒介、以媒介技术的嵌入为生产方式的空间生产实践时,它不是对一种社会状态或特定历史阶段的孤立指涉,而是指向一种时刻处在演进中的世界发展进程。由此,面向媒介技术的更迭演进、关照媒介化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向,是延伸“拟像空间”的应有之义。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历史是连续性的而非断裂性的。(夏莹,2017)鲍德里亚曾在对“拟像空间”之生产实践的书写中畅想媒介化世界的未来:不同于自然价值、市场价值抑或是结构价值,“拟像空间”的生产方式在不断演进中趋向于遵循一种“价值的碎形阶段”。它具有类似病毒性(virulence)的特质,可以以病毒的增殖或癌细胞转移那样的速度发展。(鲍德里亚,2019:7-8)这种病毒性意味着“拟像空间”的发展速度、所造成的后果或许会令人始料不及——它已经取代了现实并在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范围内无限扩展,但这种发展的结果往往无法预料。而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基础的媒介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应合了鲍德里亚以“细胞分裂”的无限性和不可知性为喻所做出的“预言”。在“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媒介概念的接连涌现中,技术媒介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日益显著,数字化时代下的“拟像空间”如何演进,意义何在?我们身处数字化“拟像空间”中又应当如何理解自身的境况并把握其内在逻辑?这些成为解读“拟像空间”之内涵、拓展其意义之后的又一重要问题。

互联网的全球性普及在媒介和人类社会史之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数字化则是“拟像”研究史中一个新的重要节点:数字的高容量存储和高速流通以移动设备为载体构建了为人们带来全感官沉浸式体验的虚拟空间体验,莫里斯·梅洛—庞第所谓“我无法构想一个我自身不在那里出现的可感的地方”(梅洛-庞第,2002:11-12)趋近于成为现实。由此,“拟像”的空间性以一种空前强化的方式介入到个人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一种数字化的“拟像空间”。

与此同时,作为“拟像空间”生产的支配性力量,数字化时代的媒介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互联网和智能移动设备的结合形成了集存储、传输、处理数据为一体的电脑主体,“数字化的技术媒介将抹杀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概念”。(基特勒,2017:2)这种被基特勒称为“现代媒介”的数字化媒体不再仅仅是生产符号,而是通过取代人在内容分发甚至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强化了其介入、影响进而建构人们认知的能力。数字化时代媒介演替规律与发展逻辑的自组织与自创生(autopoiesis)相较以往任何一个技术时代都更为清晰可见,人们既无法察觉它的运算和处理过程,也难以深入接触和理解它的核心硬件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以媒介本体的视角剖析“拟像空间”、理解这一数字化空间生产中的媒介角色是延伸、发展鲍德里亚“拟像论”的重要路径。

在数字化时代,影像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地位日渐显现,它与一系列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催生了短视频、Vlog以及网络直播等,极大地丰富了“拟像空间”中媒介文本的样式和内容。然而,这一趋向也同时加剧了“重内容、轻媒介”的导向,使人们囿于对媒介文本之内容的探讨而疏离对媒介的关注。这种以影像传播指涉“媒介空间”的思维模式实质上是对“拟像空间”的生产与“拟像空间”中的内容生产之间的混淆,对媒介的具象化载体与媒介本体之间的混淆,造成了“身处水中的鱼难以意识到水的存在”的认知悖论。因而,重拾媒介本体性视角有助于理解数字化时代“拟像空间”生产的意义。

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的功能和权力可以在虚拟流动空间中重构……最终所有的空间性都将坍缩到虚拟空间之中。”(卡斯特,2001:524)进而形成覆盖面、流动性超越其他一切空间的“媒介空间”。事实上,鲍德里亚的“拟像”自建构之时就具有鲜明的媒介空间意味:在提出媒介对现实的抽象化消解了真实的意义这一论断时,他曾以反转的形式对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关于地图的著名故事[[1]]进行了再诠释,认为即使帝国已衰朽残破,地图依然可以欣欣向荣。因为“地图先于国土,亦即拟像在先,地图生成国土。”(Baudrilllard,1994:3)在此,地图绘制的本质不是地理学想象而是媒介的空间生产。“通过对事物而非对人进行地理标记,使这些事物对我们言说,媒介开创了主体的图谱意识。”(Thielmann,2010)“拟像”作为地图所喻指的本体,将空间的媒介性根植于“拟像论”的立论前提之中。在将迪士尼乐园当作“拟像空间”的完美模型时,鲍德里亚笔下的“拟像世界”实际上即成为了吞噬现实空间中一切客观实在的媒介空间。

在数字化背景下,重拾“拟像空间”的媒介性意味着不仅要求承认媒介的自主性,还需要对这一自主性的不断强化所具有的意义做出解释。相对于鲍德里亚所处的以广播电视为主要媒介形态的时代而言,数字化并非完全抹除了社会中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固有规律,而是基于数字的流动和互通创造了一种以个体为基本单位、时刻处于游走之中的空间体验。由此,数字化的技术潮流使“拟像空间”的表征由鲍德里亚笔下剧场、娱乐节目中对生活场景和事件的拼接与再造蜕变为全息、流动的虚拟空间实践。在这种赛博化[[2]]的发展趋向中,智能化机械设备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度结合再造了“拟像空间”的存在方式,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在的世界”、“一个与物质宇宙并行的新宇宙”。(Benedikt,2000:29-44)在这一数字化的“拟像世界”背后,媒介在空间实践层中的自主操纵形成了它运行的基本秩序。通过阻隔人对它的感知路径,媒介使空间内的人陷入了仅有使用权而无控制权的悖论处境,进而成为“拟像空间”中被整合的对象。经由智能设备的屏幕乃至可穿戴设备,人们处于一个“万物皆媒”的感知环境之下,信息量的指数级提升似乎增进了人们对所处空间的认知,使世界显得空前“真实”。但这些似乎可知可感的“真实”本质上是光学感知的模拟产物,是媒介对人的欺骗,而中央处理器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本体。这种基于数据的生产、流动与存储而形成的虚拟空间叠合于现实之上,形成一幅数字化的“超真实”图景,媒介作为空间实践的参与者具身其中,操纵挪用各种空间意义和权力运作的方式,将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人、物、事吸入虚拟空间之中,成为被媒介存储的数据,并依照新的逻辑进行重组和再现,进而创造出一个具象化的“活空间”(Lived Space)(Soja, 1996:68):居于表层的是人们的数字化生存,而其内里则是媒介对人们生存方式的自如操纵。

在鲍德里亚“拟像”论中,“拟像”的创造由“仿造”到“生产”再到“拟真”的三序列演进伴随着媒介对现实空间再生产精细化程度的不断跃升。在这一进程中,媒介技术是一根贯穿始终的主轴。

麦克卢汉将媒介对人感知的重塑视为“感觉空间”的营造,以人的感知中枢对媒介的依赖为维度刻画了媒介的空间生产史——从前欧几里得听觉空间到欧几里得视觉空间再到后欧几里得听觉空间的变迁亦伴随着人类社会由部落社会到脱部落社会再到地球村的发展轨迹。(Mcluhan,1992:4)在这一变迁中,媒介技术形成了空间生产向前发展的推力,而技术特性重构社会秩序的内在逻辑则是划分媒介空间生产不同阶段的主要依据。麦克卢汉“空间观”的意义在于推动形成以技术特性为维度审视媒介生产的路径,其实质与“拟像”所代表的媒介空间生产并无二致,即共同指向媒介对人们认知体系的再建构作用。对于“拟像空间”的发展而言,从外在表征到内在逻辑无不受到技术特性的深刻作用。

“可复制性”作为“模拟”这一动作的可行性前提,是根植于“拟像空间”生产中的基本技术特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基于大规模机器生产而形成的“拟像空间”之中。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消弭了区分原品与赝作的意义,使笼罩在艺术创作之上的神圣性色彩不复存在。同时,复制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将人们的生存状态导向了一种“星丛”式的去中心化结构,其最直观的结果即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而在鲍德里亚笔下,复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空间实践本身,而在于其类似于病毒增殖的媒介技术特性革新了媒介生产的逻辑乃至社会运作的秩序。因此,“拟像”生产所建构的“复制的空间”的意义不在于“遍布复制品的社会空间”,而在于“复制秩序主导下的媒介空间。”符号的抽象化和增殖作为这一空间生产实践的内在逻辑,其实质是可复制性的延伸和发展:媒介通过符号将一切社会客观实在进行抽象化处理,不仅消解了区分复制品和原品的意义,还使“拟像空间”凌驾于现实空间之上,成为人们认知中的“真实”。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数字化时代,一系列围绕数据计算而产生的新兴媒介技术方兴未艾,媒介在“拟像空间”生产实践中的参与空前深入。从媒介技术特性的角度而言,鲍德里亚笔下“拟像”生产的逻辑由可复制性、符号的抽象化而发生了进一步延伸。

一方面,在互联网技术的直接赋能之下,数据存储和流通速率的全面升级使得“拟像”的生产获得了更高的精度和效率。而网络媒介的开放性特点掩盖了内容生产中媒介逻辑的主导性,营造出一幅多元共生的幻象。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产物,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抹除了阻隔大众和内容生产之间的专业性壁垒,赋予任何个体以参与内容生产的契机。在这种内容生产的大众化转向之下,“每一个信息源都有了一个现身与表达的平台。”(特纳,2011:231)由此,“拟像空间”的生产由符号对真实的“强制性抽离”转化成了社会个体的“自愿参与”。虽然这一趋向并未改变媒介主导之下的内容生产逻辑,但这种技术编织的谎言营造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假像并使之深入人心,将人们强行纳入“拟像空间”的过程自然化、合理化,并使这种“公平的神话”深植于人们的认知之中。人们沉湎于这种数字化的“拟像空间”神话之中,既不愿也无法认识现实。这响应了鲍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中所提出的警示:“拟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拟像亦不再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鲍德里亚,2000:8)

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时代媒介技术特性的核心要素,智能化在“拟像空间”的生产中将媒介的力量由内容生产的垄断延伸至内容分发的把控之中,它表现为算法主导下的数字化传播秩序。算法即编码程序,其本质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之上的具备分析、决策能力的智能程序。(喻国明、耿晓梦,2020)在印刷和电子媒介时代,媒介内容的分发是社会媒介化进程中由人主导的“最后阵地”,承担这一工作的个人或群体即“把关人”。然而,随着智能化算法在内容分发中的普遍应用,内容“自动地”找到用户已成为现实,人被迫从把关角色中退出并被媒介的主导所替代。

鲍德里亚曾将“拟像空间”的生产实践整体视为一种世界的生成游戏,如果说媒介的“抽象化”力量使其实现了对内容生产的控制,进而将现实纳入游戏之中,那么智能化的技术特性则“在游戏中转眼间挫败所有的意义体系和权力机制。”(Baudrilllard,2007:36)智能媒介对内容分发乃至生产的深度介入本质上构成了数字化“拟像空间”生产逻辑,智能化遮蔽了人对社会环境的整体感知,使人们视算法和数据计算而成的“拟像”为真理,陷于被桑斯坦(Cass R.Sunstein)称之为“信息茧房”的个体化、微观的“拟像空间”之中。技术把人的记忆、思考延伸到历时性空间和无远弗届的地域,人所面对的“事实真相”是技术加工后的线)这种智能化的技术趋向为媒介开辟了一条使它的运作逻辑直接作用于人的认知的路径,形成了“拟像空间”对人的“数字化规训”。

从催生鲍德里亚“拟像论”的图像传播时代到数字化、智能化方兴未艾的当下,人们对运用媒介认知社会、改造社会的信心未曾受到根本上的动摇,甚至于朝着强化的方向快速发展。然而,鲍德里亚具有鲜明反思意味乃至于“激进”批判色彩的“拟像论”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促使我们对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思考,它是对已经达到过热状态的技术乐观主义的一针冷却剂。鲍德里亚本人曾对其晚期思想中所蕴含的极端性进路做出回应:“批评思想必须自己变成极端现象……它必须俨如世界进入荒谬的、讽刺的和极点的阶段。”(鲍德里亚,2000:64)“拟像空间”的生产即是当代社会种种极端性现象的“集合体”,警示着人们正处于被整合的生存状态。

在对鲍德里亚“拟像论”的解读中,工具性的媒介视角因聚焦于媒介的效果和媒介文本的生产而遮蔽了媒介本身的存在,难以勾勒出“拟像空间”之生产的全貌。而媒介本体性视角的引入成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打开效果论和内容论视域下“拟像”认知桎梏的一把钥匙。对于鲍德里亚的“拟像论”来说,这一视角与其说是“引入”,不如说是“唤回”:媒介本体性的视角以作为本体的媒介为基石,揭示了媒介形态更迭变化进程中不变的核心。它将媒介视为具有自主性的存在,应合了鲍德里亚对“拟像空间”生产中的媒介本体的关注以及他对具有浓厚后人类主义色彩的媒介化世界的阐释。

当“拟像空间”的建构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而衍生为一种数字化的媒介实践时,以媒介本体的视角剖析这一趋向,理解根植于数字“拟像空间”中的媒介性并着力把握这一空间生产实践背后的技术逻辑嬗变,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数字化时代媒介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亦是发展、延伸鲍德里亚“拟像论”并使之葆有生命力的关键。

[[1]]博尔赫斯地图的故事简要:帝国的一位绘图员绘制了一幅精美、细致的帝国版图,但这幅地图并未发挥实际效用,最终化为残破的碎片。详见于《博尔赫斯全集》,林之木、王永年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2]]赛博(Cyber)一般而言被认为是Cyber(网络)和Cybernetics(人工头脑学、神经机械学)意义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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